Academic viewpoints


"A note on rejected papers" - Dr. Ron Fedkiw

All too often young researchers get discouraged when they receive peer reviews that are incorrect, misinformed, or all too often merely intended to silence the authors and their ideas. Personally, I have always been amazed that academics who devote their lives to producing new information actually work to censure and diminish the work produced by others, and often take pride in doing just that. As time goes on, one learn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ose in academia who love the work and those that have instead turned academia into some sort of career aggressively optimizing their stature at the expense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For young researchers this can be quite daunting, but I strongly encourage you to stick to your ideas and goals and the pursuit of what interests you. Remember, the content of your paper and the value of its ideas are not diminished because it was rejected from your preferred venue. The content of the paper itself does not change because of the name of the journal printed on the upper corner of the page! To emphasize this, I decided to list my 3 most cited REJECTED papers along with their google scholar citation counts:


“与院长面对面座谈会” - 孙立广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尊敬的白院长,各位领导和同志们:

大家好!一介布衣学者能与院长面对面交谈,这就是我心中的科学院应该有的样子。所以我不仅感到荣幸,而且感到科学院大有希望。看了白院长9月23日接受新华社的专访,感到非常振奋,对科学院的未来充满信心,对科学院的领导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

对国情对世情了解得越多,人们对领导者的期望值也就越高,越是期待就表明越是信任 。从这次征文来看,我觉得很有特色的一点是 :像丘成桐、师昌绪这些大师和老先生们 发言了,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来自基层,这表明心中对科学院最有梦想的是了解传统的 人,是期待未来的人。而决定科学院前途的是科学院的各级领导。我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但是我相信斯大林的一句话: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一个国家、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能不能让治下人尽其才、事业兴旺,大家快乐,关键是首长,首长的人品、思想、才干决定事业的成败。我以为这个看法不需要浪费 时间来证明。

33年前,有感于个人崇拜带来的恶果,我写过一首小诗,题目是:假如你是太阳——献 给拥有权威的人们。我念给各位听听:
假如你是太阳,
你就要亲吻大地,
远吗?光压缩了空间的距离,
高吗?宇宙间没有上下高低,
你掀起海浪,拨动云雨,送去生机,
哪能忘记,
没有土地,十倍的光辉也不会有人注意!
在这首诗里我表达了自己的人文情怀:我尊重儒家传统,承认纲常伦理有序。与此同时,我信仰普适价值的民主、科学、自由的精神。在尊严的层面上,不存在上下高低。我们大家在做同一件事:让中国科学为国家需求、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我们与各级领导只是分工的不同。

我以为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核心工作就是创造创新的环境!创新是中国科学院存在的理由,是科学家存在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创新这个词已经被庸俗化了,它成了获取经费的标签和包装材料。在个别情况下,它是一种裹着洗脚布的豪华包装,一种骗钱的道具,这就是伪创新。它比伪科学更可怕,更危险,因为它会导致学术腐败。而伪科学常常来自底层,容易不攻自破,需要重视的是,真正的小人物的创新,有时会被大人物以"伪科学"的罪名棒杀。我认为在"伪科学"的判定上要无罪推定,有据证明。

我理解的创新是什么?创新是对常识和常规的突破,是洞穿复杂的简单,是在情理之中而在意料之外,真正的创新会让自己,让同行,让公众有妙不可言的感叹!它是平凡的,将成为新的常识 ;它是高贵的,将成为科学的经典;它是保守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它是有用的,或者能满足人的求知欲与好奇心,或者能进入人类生活的广阔空间、或人类生活的某个角落。

因此,我理解的创新是艰难的,它来自于思想、勤奋和寂寞,轰轰烈烈是一次创新的终结而不是创新的过程。佩雷尔曼破解了庞加莱猜想,却远离俄罗斯数学界的主流,是个来去无踪的人;准晶体曾被两次诺贝尔奖得主评论为"没有准晶体,只有准科学家"。在本单位,谢赫特曼连饭碗都没保住。可见,在科学界,无论东方和西方,学术权威是科学创新的源动力,也可能成为科学创新的绊脚石。避免后者的办法是,权威们比普通人更要谨慎、更要自律。

作为科学工作者,我们应该怎样要求自己呢? 我常常记取我们科大一位老同志的话:"激情与理性同在,良知与责任共存",去年,我把这句话铭刻在铜板上,挂在研究生机房。我常用这14个字勉励自己和我的学生们,"激情、理性"是我们的躯壳和血肉,"良知、责任"是我们的灵魂,由此,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人、做事,我们的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我的发言便是基于良知与责任,可能激情多了一点,理性少了一点。尽管我已尽力"同在"了。

谢谢大家!

科学的语言“正进退两难” - 鄂维南教授,普林斯顿大学

被誉为“科学的语言”的数学,走到今天正面临困境:一方面,数学在现代科学研究及整个社会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很多活跃的领域,数学家却没有参与进去。

对于这种困境,在6月12日晚南开大学省身楼的一场演讲中,著名数学家鄂维南教授用“dilemma”(意为“进退两难的局面”)来形容。

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鄂维南赴美留学,现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应用数学及计算数学研究所。这位兼任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的应用数学家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放任这种趋势蔓延,那么数学和应用数学将遭遇边缘化!

此时此刻,他的听众——以投身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为荣的中外同行和南开学生们,一起竖起了耳朵。

数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必须超过数学的传统边界来观察,数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教育改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整个应用数学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谁把这些问题优先解决了,就会走到前面去。这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鄂维南的演讲题为“对计算和应用数学及其在交叉学科研究中的角色之思考”,是一场通俗的学术报告。此行访问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他是作为大会邀请演讲人参加在这里举行的2006年应用数学与多学科研究国际会议,并在会议的间歇发表了这场通俗演讲。

“我唯一的想法,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数学,了解计算数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鄂维南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

“计算机的发展给数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鄂维南在演讲中说,计算机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式,极大提高了人们的计算能力、搜集和分析海量数据的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今天的数学和其他科学、工程和技术之间的联系比以前更加紧密。很多科学前沿问题遇到的主要瓶颈是数学问题。但数学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助手”,而是“坐到驾驶座上”,起主动作用。

“想象一下,牛顿当时如果有我们现在的计算能力的话,会省出多少时间?”鄂维南举例说,在微积分发明之前,计算体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数学家在算体积时就像打擂台一样。但微积分出现后,特别是有了计算机以后,体积的计算变得很普通,人们可以算出高维的积分。

他说:“计算能力的提高使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了,还可以省出时间思考更深刻的问题。”

同时,计算机使得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在无形中变得更模糊了。计算物理、计算化学、流体力学等方兴未艾。“流体力学的基本方程早在19世纪就被写出了,但因为其数学上的复杂性,很长时间里工程师并不直接使用它。有了计算流体力学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在化学领域,想知道分子的结构就要解一个复杂的方程,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计算使得理论化学成为一个更为强大的学科。同样,计算物理现在已成为物理比较主要的分支。”

“在我们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之前,第一要务就是简化,很多事情依赖直观或经验,对一些本质问题只能含混过去。而现在,有了计算这个工具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处理许多这样的问题。”

但鄂维南也指出,并非有了计算机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做好的科学,第一要知道什么样的问题是好的问题。第二才是设计算法。第三是有了计算结果后,怎么理解计算结果。物理学家说‘也许你的计算机理解了这个问题,但你并没有理解’。”

“我想强调的是,计算机的发展给数学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说。

这一挑战在于,数学正在变得更加“广泛”,计算物理、计算化学、计算生物与计算数学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我们数学家通常觉得别人做事不严格,我们做得更严格,更系统。但从应用的角度,人家可以说,即使不够严格也造起了桥梁,建起了大楼,数学家虽然严格,但扮演的是填填补补的角色。应用数学是满足于这样的角色,还是走到前沿去?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从事计算化学工作的科恩(Walter Kohn)和波普(John Pople)。鄂维南认为,他们所解决的,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计算数学的问题。再如互联网稳定性和安全可靠性问题的研究,几乎被物理学家和计算机学家瓜分,鲜见数学家的身影。这些被公认为非常成功的领域,却没有数学家的参与。其结果就是:科学本身的发展速度受到影响,数学也错失机遇,失去了很多资源。

教育与科研体系脱节,改革刻不容缓

究其原因,鄂维南认为,首先是因为计算数学和应用数学经过50年的发展,已经像纯数学一样,成为一个自身很成熟的学科,跟其他学科的联系越来越少;而更大的症结则在于教育,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的脱节。前者的解决之道在于通过南开应用数学与多学科研究国际会议这样的方式,鼓励不同学科的交流;在教育改革上多下功夫更是刻不容缓。

“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变成了孤立的体制,中外都是如此。培养的学生知识面很窄,对其他学科没有了解。”他说:“一名学生如果能考上南开大学或者北京大学数学系,不仅数学成绩好,物理、化学都要好,否则总分不够。可是进了数学系后,一学期下来,大部分学生都形成了一种物理不重要、数学最重要的狭隘的价值观念。在其他专业也存在这样太专业化的问题。这种观念,给交叉学科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

“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等交叉学科早就出现了,为什么最近几年‘交叉学科’这个词汇变得热门?很重要的原因是:各学科本身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不协调。在以前,数学系的老师教数学,研究的也是数学;物理系的老师教物理,研究的也是物理。而现在,我们研究的是交叉学科,却仍按照从前的体系培养学生。普林斯顿大学正在推行一个项目,来鼓励生物专业的学生打好很强的数学和物理基础,这是他们的基本出发点。”

对于大学数学专业课程设置,鄂维南认为:“我们的数学教育需要同时教授数学思维和数学技术,现在忽略了数学思维方面的训练。”

“我认为应用数学的学生大都没有学好纯数学。以前做计算数学的人,跟纯数学接触最多的是偏微分方程,这是靠得最近的领域。现在不一样,学生必须得懂数学物理、概率论、随机过程、动力系统……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数学的思维方式。”

“数学不仅仅是几何、分析、代数、拓扑等一堆学科的拼凑,不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它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体和抽象之间的密切联系,二是直观和精确之间的密切联系。”

“现有的应用数学课程必须简化。特别是计算数学的课程,真的不是很‘痛快’,太繁琐,我看了都头疼。要使它变得雅致。计算数学专业的学生本科期间花两年的时间学数值分析、优化、有限元等,读研究生后再学,还是没有学好。”鄂维南说,他曾在学生中做过测试,有的人回答不出简单的问题。原因就是学得太“细”了。

鄂维南为应用数学本科生列出的必修课程,包括计算物理、生物数学、数值方法、非线性动力学、应用随机分析等,特别强调了物理的重要性:“一定要学好物理和数学,我们现在对物理强调得不够。其实甚至想到华尔街挣钱,也应该学物理,因为物理也是一种思维。”

他说:“经过这样的教学改革,数学本身的价值观和完整性会不会丧失或者变得支离破碎了?我觉得不需要为此担心。正好相反,数学会帮助我们把其他学科统一起来。”

“数学是科学的语言。”这是让数学家们深感自豪并津津乐道的一句名言。鄂维南说,大家由此认为无需为数学担心。但他借用2006年度阿贝尔奖得主、瑞典数学家卡勒森(Lennart Carleson)教授关于拉丁文的推论来提醒:“拉丁文是欧洲许多语言的基础,可是现在还有几个人学拉丁文?希望数学不要落到同样的地步。”

在演讲最后,鄂维南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概括自己对数学的看法: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节选) - 朱松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教授

不可否认,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美国也是这么讲的(主要是针对经济上处于底层和弱势的族群)。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人们常常把读书与做官(学而优则仕)、发财(创新创业)、和做学问(走学术人生)三者混为一谈、过早地捆绑,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知和期望,这就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扭曲与错位。

你学问做得好,怎么没当官?你是什么行政级别?你现在身家多少?如果你很聪明、怎么不富有?我的观点不是反对有些读书人入仕和创富,后面我会对入仕和创富这两类价值观作评估与比较。这里先论述一个观点:带着功利的目标,往往在科研的路上走不远, 很难有成就。

如果将学术人生比作1000米赛跑,第一圈400米,很多华人学生都跑得不错, 一路进名校读博士,发论文。可是,到第二圈,就心神不宁、左顾右盼、离开了赛道、被引导干别的去了。这种引导(distraction)往往来源于个人内心、配偶和家庭、社会和国家政策多方面的功利价值取向。

"老师,这个方向论文容易发吗?"

"老师,做这个题目论文引用率会高吗?"

时常有人开会的时候这样问我。我不怪他们,因为这就是社会评价科研人员的标准。我有时被叫去参加评选国家"长江学者"和"杰青"这样的评审,报告中关于科研选题的两个标准的说法是

"跟踪国际热点、争取弯道超车"

"走产学研结合道路…"

大家说惯了,觉得就该是这样。我觉得这种价值观是中国科研长久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障碍。

如果在科研选题上被功利因素牵制,那就必然落于下风,而且,总是处于一种追赶的位置。

我记得小学上体育课打篮球,老师一开始就讲:你站好自己的分位,不要追着篮球满场跑,那样既耗体力又抓不到球,球转手的速度比你跑的速度快。这是一个入门的道理。科研何尝不是这样?

社会上和亲属的各种功利观念的压力会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功利观念往往带有中国特色的理解。十几年前,我刚到UCLA任教, 我哥哥在地方政府工作,听说这是加州大学的一个分校,他在电话中就难掩失望, "哎呀,你怎么混到一个分校去了!"有一次聊起这个话题,我的一个博士生告诉我, 他父母在单位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起他在这里上学。一提分校,就觉得人前矮三分,面上无光。这种误解很可笑。最近张益唐博士在采访中就说过, 他若留在中国, 肯定没法做出这样的成绩。就算你自己能坚持,你周围的价值取向容不下。 很多人来到美国可以做出更好的成果,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这里比较清静些。

我认为,这种全社会根深蒂固的行政等级观、面子观、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是笼罩在学术思想上空的"雾霾"。这个"雾霾"全世界都有,在中国这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它堵住了中国学生的视线、让他们只能看到眼前几米、几十米远的道路。

真正领先的科研与学问往往是超越时代的,有时同行都不理解其意义,更别说让社会上的人来评价。在第三节我会探讨, 学术人生的理想境界是"清风明月"。也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去探索真理。

2016年是杰出华人学者黄煦涛(Tom Huang)教授八十华诞,黄煦涛是继傅京孫之后, 在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多媒体等领域最资深的华人科学家。他与傅的经历相似: 出生大陆,长于台湾,来美国攻读电机博士,而且在70年代同时任教于普渡大学。黄1980年起执教于UIUC,从教50余年,直接培养的研究生有100余人,更不要提他的众多弟子培养的后辈,还有数不清的接受过他教诲与提携的学者。不过,在我们这个领域,不论年龄大小、学历高低,都叫他Tom, 平时没人称他黄教授,更没有听到谁称他黄院士。《视觉求索》上期张正友博士回忆Tom的文章,写得相当具体,可以参读。黄的高足、美国西北大学的吴郢教授在《视觉求索》专刊中道出了Tom的学术人生之要义: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求道至简。

2017年我的导师David Mumford也到80岁了。他做数学成名早,自从拿了菲尔兹奖后,各种国际大奖、荣誉一路不停,他其实很看淡名利,一辈子自得其乐, 居然都没有组建一个自己的团队。有一次做得很绝,2008年他拿到以色列的Wolf奖(这是犹太人想匹配诺贝尔奖所设立的),刚从以色列总统佩里斯手中接过奖,转手把奖金全部捐献给了隔墙的巴勒斯坦的学校。惹得一些犹太人打电话找他理论。他本人倒是不反对拿奖,认为荣誉对于科研有正面促进作用。对于名利,很多年前,他跟我讲过一句精辟的话:

"很多人想成名,其实成名之后, 你也就变成了一块破抹布"

言下之意,就是别人有地方搞脏了,才会想到拿抹布去擦干净(摆平、站台、背书)。大家都知道,大数学家往往都是不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我的导师是我见过的一个例外。

对于学者以及科研动机的评论,最经典的莫过于爱因斯坦1918年在物理学家Max Planck 60岁生日聚会上的一个讲话。这在网上能找到全文, 题目叫做《科研的原则》("Principles of Research")。将近100年过去了,他的观察还是那么惊人。我们来认真解读一下。

爱因斯坦认为建造科学殿堂(The Temple of Science)的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来做科学研究是出于他们超常的智力,科研就是他们的一项擅长的体育运动, 从中能得到快乐的经历和满足他们的抱负。"Many take to science out of a joyful senseof superior intellectual power; science is their own special sport to whichthey look for vivid experien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ambition;"

[直白:这就是那些俗话中的"牛人、学霸"、最高级的有可能成为"学阀","营销大师"。]

第二种人出于纯粹功利的目的将他们脑力劳动的成果交到科研殿堂的祭坛之上。"Many others … who have offered the products of their brains onthis altar for purely utilitarian purposes. "

[直白:这是相对平庸的,拿自己的脑力来换取功利的人,拿学问去兑现官职和财富]

接下来,爱因斯坦礼节性地安抚说这两种人都是优秀的、大多数,而且对建造殿堂起到重要作用。毕竟这是公开的讲话。接着他话锋一转。

但是, 如果仅仅由这两种人来建的话,科学的殿堂永远也就顶多是像一个森林那样蔓延生长,那里面除了各种爬藤, 不会有其它东西。" The temple would never have come to be, anymore than a forest can grow which consists of nothing but creepers."

[直白:爱因斯坦认为他们建造的只能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丛林。]

这两种人可以变成工程师、官员、交易商、或者科学家, 完全是根据环境不同而定的 "whether they become engineers, officers,tradesmen, or scientists depends on circumstances."

我们暂停一下。爱因斯坦说的是物理学,但是,听起来似曾相识。我们90年代谈论计算机视觉应该像物理学那样追求大一统理论。很多人就说,人的智能没有什么大一统理论,很可能就是一麻袋的理论 "a bag of theories"。也就是, 只要知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样的工程法则就差不多了。20多年过去了,当然,很多人并不知道计算机视觉理论框架其实有了长足的发展。当前,就像我在上一篇正本清源文章中说到的,很多人,不管什么理论,以眼前的数据、性能为指导,搭建一堆复杂的解释不了的模型。 他们认为这些模型是人脑没法理解的、所以也不需要解释的。他们建造的难道不正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丛林?

接下来,爱因斯坦说,还有第三类,当然是少数,Planck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人中的大多数是多少有点怪、不善言谈、孤独的家伙。"Most of them are somewhat odd,uncommunicative, solitary fellows。"他们来到科学的最强的动机是逃避个人生活的痛苦和悲催而进入一个可以客观感知的世界"to escape from personal life into the worldof objective perception and thought;"从嘈杂狭窄的环境中逃到宁静的山顶"toescape from his noisy, cramped surroundings into the silence of high mountains;"来构造这个世界最合适于他的风范的、简约的、可以理解的画卷"tomake for himself in the fashion that suits him best a simplified andintelligible picture of the world。"

爱因斯坦用非常诗意的语言来描述这样的人,其实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这类人醉心于追求世界的客观真理,带有自己的审美。他们为整个领域定义了格局和框架, 带来了学术的秩序与美学。

可以说,这应该是最高层次的科学家的境界,真正的学术大师。我们算是见识了。

我观察身边的学者, 这些人是少数, 但的确实是学科的脊梁、定海神针。而不少网上、社会上、业界走红的很多科研"牛人",只不过是制造浮躁气氛的"营销大师"而已。英文过去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类人,叫做"second hand car salesman",就是二手车经销商。 把别人开过多年的车拿来,想卖个好价钱, 把性能说得天花乱坠。

当然,爱因斯坦那个时代,他不知道还有第四种人,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的。那就是成千上万的、在应试教育中过关斩将脱颖而出、被父母拔苗助长、被社会竞争一路赶鸭子上架的学子。他们来到科学殿堂门口的时候,简直有点晕头转向、不知所以。有博士生坦白说:"老师,我真不知道我的兴趣是什么, 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科研。" 我问:"那你怎么考入顶尖大学, 并且以前几名毕业呢?"答案当然是,父母和社会竞争把他们推上来的。

人不是一开始就分类的, 具体到每个人,也许是以上几种类型的混合体, 随着时间而变化。

做学问的本质, 就是登无人之境。 在这一点上,文学(苏轼)与 科学(爱因斯坦)是相通的。

我对此解读如下:你能找到一个新的Space,这个Space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数学空间、也可以是一个图像空间、几何形状的空间、感知的空间。你去探索与领略这种空间的结构、奥妙,把它描绘出来。 很多年前,我的导师谈到他在代数几何的工作,用了类似的描述。 他说他就是找到了一扇门、打开以后, 进入一个花园, 然后把这个花园的结构理清, 展示给世人。

回到科研的价值定位与评价问题。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的时候,隔壁的MIT就很热闹,特别是那个Media Lab,常常到媒体做宣传,搞得我们做学生的有点焦躁,觉得虽然我们比他们做得更深刻、却总是被他们抢风头。有一次,我吃中饭的时候碰到我们机器人实验室主任Roger Brockett教授,他是一个以工作严谨著称的控制论专家。我问他,我们实验室是不是也可以找媒体来宣传一下呢?

这又是一个印象深刻的时刻,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 Brockett停下来看着我,想了想,指着桌子上一份《纽约时报》说:

"你看这头条新闻,但是,头条天天换。你再看教科书上的东西,它永远就在那里。我们不要做上头条的东西、要做能进教科书的东西。"

这个谈话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哈佛的一个风格和价值取向。顺便说一句,等我毕业一年多后,1997年去了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人工智能实验室当讲师,发现那里的教授与媒体更紧密,常常是文章还没发出来,就先上了报纸。我去面试的时候,基本每个教授都跟我讲他们开了哪家牛X公司,对某某公司的贡献。 20年后再回头看,那些公司早已倒闭。

如果我们把一个学科的(课题方向)发展按照时间发生的次序划分,它可能就分成三个时期:先是探索(清风明月时期),然后有人进来开发(路灯时期),然后人们开始跟风(踩踏时期)。

一个学校、实验室往往有各自的定位和价值观。你在选择学校和实验室的时候, 也需要考虑是否与你自己的价值观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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