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轼之误

    高一新教材中选入苏轼的《石钟山记》一文。对于石钟山因何而得名的看法，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可分为三派：一是“主声派”，该派认为由于水石相搏，发出钟鼓般的声音，所以叫石钟山，苏轼便是其中一代表人物；一是“主形派”，认为山形如覆钟，所以名之为“石钟山”；一是“声形派”，即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它“具有钟之‘形’与钟之‘声’的原因”①，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是最全面准确的。         

    苏轼虽属声派，但对声说未尝不疑。《石钟山记》三处写疑：一疑郦道元之说，因为“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二疑李渤之说，则因为“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三是对“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的附会之举，亦“固笑而不信也”。这三点怀疑归结到一点，就是他认为石在水中是不能鸣的，而石在岸上的敲击声又不似钟声，所以石钟山以声命名之说不能使他相信。但他并没有因为怀疑声说就另辟蹊径，从地貌这个角度来考察石钟山的由来，而是仍循着声说的方向去探寻，所以一旦发现石在水中确能发声：山下石穴罅以及当中流的大石都能发出噌吰或窾坎镗鞳之声，而且这声音又绝类钟鼓——如周景王之无射，魏庄子之歌钟一样不绝于耳，于是他就疑虑顿消，对声说大加叹服，感到“古之人不余欺也”。由此看来，苏轼在《石钟山记》一文中是从怀疑声说起，到信服声说终，从而导致对石钟山名之由来的错误判断。

苏轼是位知识很渊博的学者，治学态度又很谨严，平时连读一本书也要层层过滤“八面受敌”，为什么在石钟山命名的由来上会产生错误判断呢？笔者认为大概有下面两个原因：

一是由于他考察石钟山的季节所导致。石钟山附近的水位，季节变化和年变化都很大。涨水季节（十一月至二月）和枯水季节（五月至七月）的水位落差，一般都在十二米左右。“如1954年，年平均水位为12.43米，涨水期月平均水位为21米。最小年平均水位为7.8米（1958），最小月平均水位为5.34米。”②因此涨水季节和枯水季节对山体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不会一样的。文中指出苏轼游石钟山是元丰七年农历六月丁丑（初九），正是“夏日消融，江湖横溢”之时，山体下的石洞均已浸入水中，所以山体中空状如覆钟的形体感他就无法感受到，因此也就无法从形体方面去进行联想而得出合理的结论。关于这点，明代的罗洪先说得很中肯。罗洪先是明嘉靖二十五年春到石钟山的，“是时水未涨，山麓尽出，缘石以登……是石钟者，中虚外为之也……东坡舣涯，未目其麓，故犹有遗论。”③

清代著名学者余樾著文记载常驻湖口兵部侍郎彭雪琴的一次石钟山之游也是在冬季枯水季节去考察的：“余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则山下有洞门出焉，入之……洞中宽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层，则昏黑不可辨，烛而登，其地平坦，气亦温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积尺许，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复广，可容三人坐，壁上镌‘丹房’二字，且多小诗……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④

由于罗氏、彭氏均是在枯水季节对石钟山进行考察的，所以既可以“临渊上下两山”，观其外貌“皆若钟形”，又能探石发穴看中空的内部构造，观察出类钟的形体感，而这些是洞门为水所淹没的盛夏六月所无法感受到的。

第二个原因是由苏轼考察石钟山时的态度所决定的。对一个事物要得出正确的结论，一方面要对事物的本身进行反复的细心的观察，另一方面又要对它的周围进行周密而详尽的调查。彭雪琴之所以对石钟山地形地貌了如指掌，是因为他对太平军作战中常驻湖口，经常登临的结果。而苏轼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认真去做。一方面他只是在一个深夜乘船前往石钟山崖下，听到水声类钟就浅尝辄止，“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 ⑤；另一方面他又小视渔工水师，不肯屈驾向了解情况的当地群众请教，反认为他们“虽知而不能言”。这样对环境既陌生，考察又没有深入，又不愿向熟悉情况的人调查，在这种考察方式和态度下，要想得出全面的、正确的结论，那就很难了，所以笔者认为，在《石钟山记》一文中，苏轼对前人的定论不轻信，不盲从，主张通过实际考察来决定对错的态度是可取的。但他的调查未免过于草率，而且又不肯放下架子，所以写出的《石钟山记》尽管行文很美，但结论却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注：①见鞠继武、潘凤英《湖口石钟山》，见《地理知识》1979年第5期。

     ②同①。

     ③见《念庵罗先生文摘》卷五《石钟山记》。

     ④余樾《春在堂随笔》。

   ⑤同④。